http://www.91feizl.com

而且像你们这样的中年人也喜欢

  代表作1《新中国文学记忆·诗词》,《光明日报》2019年5月17日14—15版

  开栏的线年的文学长廊,有多少脍炙人口的佳作,不仅面世时被争相传诵,名重一时,而且历经岁月涤荡,至今仍珍藏在国人的记忆中。它们或因记录峥嵘历史而富于史诗品格,或因与时代同频共振而引起深刻共鸣;它们或以大胆的艺术创新赢得赞誉,或以隽永的文学形象深入人心;它们有的被改编成影视与舞台艺术作品,有的被谱曲传唱,有的成为书画家、雕塑家们的创作素材,在不同领域、以不同形式产生更为广泛的影响……

  据多种资料表明,第一次口头和书面发表的都是同一首诗——《七律·长征》。1935年10月初,率领红一方面军翻过六盘山来到甘肃通渭,在城东一所小学校里召开副排长以上干部会,在会上讲解了长征的意义之后,兴致颇高地朗诵了这首诗。而据斯诺在《复始之旅》(1958年版)一书中讲,1936年10月他在陕西保安采访时,“他(——引者注)为我亲笔抄下了他作的关于红军长征的一首诗。在他的译员的帮助下,我当场用英文意译了出来”。后来,斯诺把《七律·长征》收进了1937年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英文版)一书。该书的第一个中译本于1938年2月由上海复社翻译出版,并易名为《西行漫记》,其中《长征》一章即以此诗结尾。从此,《七律·长征》走向了社会,走向了世界。

  第二首正式公开发表的作品就是人们熟知的《沁园春·雪》。1945年11月14日由重庆《新民报晚刊》发表,编辑吴祖光还加了一段著名的按语:“毛润之先生能诗词,似鲜为人知。客有抄得其《沁园春·雪》一词者,风格独绝,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据毛氏自称,则游戏之作,殊不足为青年法,尤不足为外人道也。”两天后《大公报》转载,随之重庆各报刊密集推出和词不下50首,评论不下20篇,词坛巨擘和国共两党要员柳亚子、郭沫若、陈毅、邓拓、张道藩、陈布雷等纷纷披挂上阵,上演了一出中国诗歌史上空前的文化大战。

  自20世纪40年代始,的长征诗(包括《七律·长征》《忆秦娥·娄山关》《清平乐·六盘山》等)和《沁园春·雪》等就以油印、手抄等形式在根据地、解放区流传,初步铺垫出的大诗人形象。只是由于随后解放战争三大战役、新中国诞生以及抗美援朝战争接踵而至,主要还是以一个大时代弄潮儿的领袖形象闻名于世,在日理万机闲暇中吟咏的那点“诗词余事”(郭沫若语)就基本上隐而不彰了。

  真正把作为一个大诗人形象推到历史前台的机缘是《诗刊》创刊。1956年6月中国作家协会决定创办《诗刊》,并调作协书记处书记臧克家着手筹备工作并准备出任主编。筹备期间,编辑部同志大胆地突发奇想,要把社会上流传甚广的8首诗词收集整理并上书,请作者亲自订正并授权《诗刊》创刊号正式发表!这一举动在当时不啻异想天开,为实现这个梦想,他们绞尽脑汁,想出了一个最智慧和诗性的表达,在给的信中写道:“亲爱的毛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决定明年元月创办《诗刊》,想来您喜欢听到这个消息,因为您一向关心诗歌,因为您是我们最爱戴的领袖,同时也是我们最爱戴的诗人……我们请求您,帮我们办好这个诗人们自己的刊物,给我们一些指示,给我们一些支持。”

  注意,“诗眼”出来了——“诗人们自己的刊物”,说得多好啊!随后,提出了具体请求:“我们希望在创刊号上,发表您的八首诗词。”理由非常具有说服力——“因为它们没有公开发表过,群众相互抄诵,以致文句上颇有出入。有的同志建议我们:要让这些诗流传,莫如请求作者允许,发表一个定稿。”多么地有理有节啊。但且慢,这还没完呢——“其次,我们希望您能将外面还没有流传的旧作或新诗寄给我们。那对我国的诗坛,将是一件盛事,对我们诗人,将是极大的鼓舞。”

  《诗刊》同仁接下来就是翘首期盼,一日三秋。因为1月份的创刊号就要发排了,可年底还没有毛主席的回音。终于,新年元旦刚过,值班主编徐迟便接到了毛主席秘书田家英的电话,告知说,给主席的信收到了,并且同意发表他的诗词,问何时发稿。元月12日,编辑部又接到电话,说中央有重要信件要负责人等候接收。不一会儿,中国文联总收发室电告中央急件送到,正在等候的刘钦贤跑去取回,徐迟开封,露出了毛主席的一封亲笔信和18首诗词,除了修订了那8首,又加上了不同时期的10首,让大家喜出望外。更让大家如获至宝的是毛主席的亲笔信。信曰:

  元月14日,又邀约臧克家和袁水拍等人到中南海颐年堂谈诗,他明确表达了对新诗现状的不满意以及希望,认为新诗太散漫,记不住;应该精练、整齐,押大体相同的韵;出路在于民歌、古典诗词基础上的结合,言谈中明确表露了对古典诗词的偏好……涉猎甚广,思考匪浅,以至于臧、袁二位大诗人颇为讶异甚至难以应对。但当臧克家反映《诗刊》创刊号因纸张紧张只能印一万份的困难时,爽快地当场答应加印到五万份。

  《诗刊》创刊号集中推出的18首诗词——《沁园春·长沙》《菩萨蛮·黄鹤楼》《西江月·井冈山》《如梦令·元旦》《清平乐·会昌》《菩萨蛮·大柏地》《忆秦娥·娄山关》《十六字令·三首》《七律·长征》《清平乐·六盘山》《念奴娇·昆仑》《沁园春·雪》《七律·赠柳亚子先生》《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浪淘沙·北戴河》《水调歌头·游泳》,立刻以诗史合一的史诗品格、天风海浪般的磅礴气势、光昌流丽的华美文辞以及瑰丽奇谲的浪漫想象,征服了无数读者。创刊号一经面世便形成了群众排队争购、一本难求的火爆场面。加之随后郭沫若、张光年、臧克家等人的赏析解读文章的助力,诗词第一次掀起了全国性的热潮。

  客观地说,这是《诗刊》的一件大事,是新中国诗歌界、文学界乃至文化界的一件大事,同时也是创作生涯中的一件大事。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大规模的一次亲自审定并公开发表自己的诗词。而且这时候,的领袖声望正如日中天,享誉世界。当此之际,隆重推出这一批诗词意味着什么,将要产生何种影响,应该心中有数。它甚至可能成为一种导向,变成一种风尚。但恰恰又是这一点似乎与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化建设方向不甚合拍。正是顾念于此,才专门给臧克家等人写信,特别指出“青年不宜”,预先泼了泼冷水。但这只说出了一半意思,更深层的另一半意思,此后不久,他亲口对时仼湖北省委副秘书长的梅白说出来了,他说:“那(给臧的信——引者注)是针对当时的青少年说的,旧体诗词有许多讲究,音韵、格律,很不易学,又容易束缚人们的思想,不如新诗那样自由。但另一方面,旧体诗词源远流长,不仅像我们这样的老年人喜欢,而且像你们这样的中年人也喜欢。我冒叫一声,旧体诗词要改造,要发展,一万年也打不倒……因为这种东西最能反映中华民族的特性和风尚,可以兴观群怨嘛!哀而不伤,温柔敦厚嘛!”(参见梅白《在身边的日子》,载《春秋》1988年第4期)

  “第一条是民歌”,强调的是源头活水,是大众化,是普及。这和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人民文艺观”是一脉相承的。甚至更早,在1938年的《中国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他就提出了“文学的民族形式”问题,要求“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结合起来,创造“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第二条是古典”,强调的是历史遗产,是普及基础上的提高,要分出一个文野、高低、粗细来。

  思考成熟、清晰并明确表达之后,对发表、宣传自己作品的态度也由被动地应对一改而为积极主动地配合与支持。1958年7月1日,为了抓紧发表新写的《七律二首·送瘟神》,专门致信——“乔木同志:睡不着觉,写了两首宣传诗,为灭血吸虫而作。请你同《人民日报》文艺组同志商量一下,看可用否?如有修改,请告诉我。如可以用,请在明天或后天《人民日报》上发表,不使冷气。灭血吸虫是一场恶战。诗中坐地、巡天、红雨、三河之类,可能有些人看不懂,可以不要理他。过一会,或须作点解释。”然后,又亲自写了《七律二首·送瘟神·后记》供发表。过了不到半年,又破天荒地在文物出版社1958年9月刻印的大字本《毛主席诗词十九首》的书眉上逐首写下“作者自注”,并于1958年12月21日上午10时写下一段“批注说明”——“我的几首歪词,发表以后,注家蜂起,全是好心。一部分说对了,一部分说得不对,我有说明的责任。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在广州,见文物出版社一九五八年九月刊本,天头甚宽,因而写下了下面的一些字,谢注家,兼谢读者。”于此可见对自己作品问世后的关注度,还颇有兴致与评家、注家和广大读者互动。

  此后,收到1962年1月5日《人民文学》编辑部关于请求发表《词六首》(《清平乐·蒋桂战争》《采桑子·重阳》《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的来信后,的处理方式就比《诗刊》来信爽快多了,有更洒脱的一面,也有更严谨的一面。“更洒脱”指的是直接为《人民文学》五月号发表《词六首》写了一个《引言》:“这六首词,是一九二九年—一九三一年在马背上哼成的,通忘记了。《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同志们捜集起来寄给了我,要求发表。略加修改,因以付之。”寥寥数语,以少胜多,本来“通忘记了”,既然失而复得,那就发表吧,何其潇洒!

  “更严谨”指的是,当5月9日看了郭沫若应邀为五月号《人民文学》写的《喜读毛主席词六首》一文清样后,竟然将其中关于《忆秦娥·娄山关》写作背景的一大段话全部删去,然后以郭沫若的口吻,重新写下了《忆秦娥·娄山关》写作背景的近千文字!为他人捉刀给自己解词,真乃古今罕见也!这说明此时对自己诗词的重视与自信已经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

  因此,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的《毛主席诗词》(37首)也就呼之欲出了。虽然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而且其中三分之二的作品都已经在《诗刊》《人民文学》等国家大刊上发表过,但还是如临如履,在出版前专门授意召开了一个超高规格座谈会征求意见。毛主席为此用铅笔写了两张便条,一张写道:“我写的这些东西请大家议一议”;一张写着拟请出席座谈会的人员名单,计有朱德、、彭真、郭沫若、周扬、田家英、何其芳、冯至、田间、袁水拍、臧克家等中央和文化口领导以及著名诗人20余人。而且,在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翻译出版英译本之后,1964年1月,又应英译者的请求,就诗词中的有关词句一一作了口头解释,经整理成文,共计32条,2000余字。在我看来,此时的,已不仅仅把诗词看成他个人的立言,而是给中国革命立言,给中国立言,给中国人民立言!

  事实证明,诗词征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以致他的敌人也为之折腰。其风靡程度一度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的任何诗人诗作。如果说当年这种风靡确有很多非诗因素的话,那么,进入新世纪以来直到今天,离开我们43年了,可他的诗词还依然频频出现在舞台、荧屏、教科书和文学、音乐、书画作品乃至酒店、客厅、会议室、农家乐、宾馆大堂和上至领袖人物下至普通群众的亿万人们的口碑中。经过少则半个多世纪多则近百年的时光淘洗,诗词中的上乘之作(我个人认为约25首左右)已然完成了一个经典化的过程(如《沁园春·长沙》面世已94年、《忆秦娥·娄山关》《七律·长征》已84年、《沁园春·雪》已83年等),作为晶莹璀璨的浪花汇入了瑰丽壮阔的中华文化长河之中。

  著名诗人贺敬之在1996年8月16日北京首届诗词国际学术研讨会致开幕词的一段话讲得好:“诗词之所以被中国人民视为精神上的珍宝,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在这些诗词中,看到了近现代中国的活的姿影,看到了近现代中华民族在求解放、求富强的艰苦奋斗中锤炼出来的伟大的民族精神。”“一个外国朋友曾经说过:一个诗人赢得了一个新中国。这句话为人们所乐于称引,这是因为这个诗人的诗魂,正是新中国的诗魂。”

  中华民族饱经沧桑,近代中国更是苦难深重。民生多艰,水深火热。所面对的旧中国,是“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人民五亿不团圆”。民族危亡激发了的救国热情,他立志要“改造中国与世界”,毅然投身到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伟大斗争实践中。《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堪称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诗意总结,纵情欢呼“天翻地覆慨而慷”“人间正道是沧桑”。

  中华人民共和国横空出世,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1950年10月5日晚,新中国第一个国庆节期间,欣然赋诗《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诗人兴会更无前”,中国社会进入了各族人民团结一心、共同发展的新时代。1954年夏天,在北戴河搏击风浪时,遥想起曹操当年的文治武功,“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但内心却情不自禁地赞美新中国,“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中华儿女多奇志”“六亿神州尽舜尧”。中国人民不仅勇于打破一个旧世界,而且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千方百计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努力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诗词也告别炮火硝烟,转向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热情讴歌人民群众战天斗地的精神风貌。

  1956年6月,畅游长江,挥毫写下《水调歌头·游泳》。他十分欣赏中国大地呈现的“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的大好局面,高度赞扬“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建设成果。耐人寻味的是,“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愿望是如此迫切,想象奇特地勾画了“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发展前景。

  解放前,血吸虫病在我国南方地区长期横行肆虐,危害极其严重,是旧中国遗留的历史包袱之一。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特写《第一面红旗——记江西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的经过》。读后,“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写下《七律二首·送瘟神》。第一首诗写瘟神猖獗,人民遭殃的悲惨景象。第二首诗反映新社会人民改天换地的壮举和驱逐瘟神的盛况。“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只用两句话就高度概括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场面,已经当家作主的中国人民改天换地,洋溢着“力拔山兮气盖世”的伟岸精神和自力更生的进取意识。

  1965年5月,“千里来寻故地”,重上井冈山。他抚今追昔,为井冈山的巨变而欢欣鼓舞,接连写下《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井冈山》。当年的流血牺牲和不懈探索,已经换来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蒸蒸日上。井冈山已经“旧貌变新颜”“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多了楼台亭阁”“江山如画”。恰恰是这种巨变,使“千里来寻故地”的“寻”字显得更具回味余地,使“旧貌变新颜”的“变”字更具有称心如意的意味。

  二战结束后,世界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国际社会出现了“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局面:美苏争霸,西方势力敌视中国,中苏关系不断恶化;而亚非拉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势不可挡。面对“高天滚滚寒流急”的严峻挑战,气定神闲,“冷眼向洋看世界”“乱云飞渡仍从容”“梅花欢喜漫天雪”。他蔑视各种国际反动势力,视其为“蚂蚁”“蚍蜉”“苍蝇”“蓬间雀”。“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他坚决反帝反霸反修,坚定支持各国人民的正义事业,“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深知,“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领导党和人民又踏上“赶考”的漫漫征程。十分注重培养“不爱红装爱武装”的一代新人。“南京路上好八连”正是“赶考”路上涌现出来的一个英雄集体。1949年7月,八连进驻上海南京路执勤。敌人曾预言:上海是个大染缸,“红”着进来,将“黑”着出去。而八连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一心为民,永不变色。1963年8月1日,为“好八连”赋诗《杂言诗·八连颂》,这是他唯一一次为一个部队单位写诗。“好八连,天下传。为什么?意志坚。为人民,几十年。”“奇儿女,如松柏。上参天,傲霜雪。”这是对好八连的热情礼赞,是对党和军队的谆谆教导,也是对全国人民的殷切期望。“拒腐蚀,永不沾”“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成为八连精神的诗意表达,至今仍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芒。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分别由王承俊(久鸣)、劳舟谱曲的《七律·长征》《沁园春·雪》,便已在敌后根据地传唱。1958年4月10日《文艺报》向作曲家征集诗词谱曲稿件。其后,音乐作品不断涌现,一词多曲、一曲多词,其中不乏劫夫、贺绿汀、陈志昂、郑律成等名家佳作。1960年6月版的由北京大学学生音乐创作组集体作曲的《毛主席诗词大合唱》,是最早的诗词歌曲版本。1964年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演唱了《七律·长征》等3首诗词歌曲。随后,中央乐团、中央音乐学院创作的《诗词交响组歌》引起了强烈反响。1966年5月举行的第七届“上海之春”音乐会专场演唱了诗词歌曲。1970年,田丰创作的大型交响合唱《为诗词谱曲五首》名噪一时,1973年周恩来总理还将它用于接待基辛格。用京剧、昆曲、豫剧、湘剧等传统戏曲形式演绎诗词,比如苏州评弹《蝶恋花·答李淑一》撼人心魄,堪称经典。

  壮阔激越的诗词使画家们不断产生灵感与创作欲望。半个多世纪以来,国内几乎所有知名画家都创作了诗意画,如刘海粟、傅抱石、李可染、吴作人、关山月等。傅抱石最早画诗意画,作品也最多。1950年他根据《清平乐·六盘山》,首次尝试创作诗意画。1959年他与关山月联袂为人民大会堂创作巨幅国画,精心描绘《沁园春·雪》所表现的壮美河山,亲自为该画题款“江山如此多娇”。

  诗词独领风骚,的书法也自成一体。出版部门将诗词手书汇总,出版了成册、单页、裱装、宣纸木版水印、石刻拓片等多种诗词手稿本。1967年5月1日,当时的邮电部发行一套8枚纪念邮票,其中第二枚图案有“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的手书。1967年10月1日、10月6日和1968年5月1日,邮电部分三次发行“文7《毛主席诗词》邮票”共14枚。除第一枚采用在杭州抄唐诗的照片外,其余13枚均选用诗词手迹。

  很多书法家钟情于诗词,很多书法展览都能够看到诗词的踪迹。诗词还常见于书法字帖。比如,1973年10月,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郭沫若书写的《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1975年4月,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费新我书写的《毛主席诗词行书字帖》。无论是赏析作者手迹,观赏书法展览还是临摹字帖,都拉近了人们与诗词的距离。

  1957年,人民教育出版社首次将《七律·长征》收入初中课本。20世纪60年代,诗词大量编进教材,走进课堂。1967年初,周恩来明确建议学生要学习诗词。各个大学的中文系更把诗词当成复课学习的重要内容,编辑刊印诗词教材、讲义蔚然成风,公开出版和校际交流的内部教材不计其数。

  代表作2《新中国文学记忆·青春万岁》,《光明日报》2019年8月2日14—15版

  动笔于1953年的长篇小说《青春万岁》是作家王蒙的处女作,因为历史原因,直到1979年才正式出版。小说通过讲述北京女七中一群高三女学生的学习与生活,塑造了郑波、杨蔷云、李春、呼玛丽等个性鲜明的女中学生形象,记录了新中国成立之初青年人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青春万岁”是王蒙对自己的青春岁月的欢呼,也是对青春的新中国的礼赞。自出版以来,《青春万岁》受到了不同年龄层读者的欢迎,中老年读者借此重温自己的青春记忆,而年轻读者则从小说中得到了鼓舞与激励。一次又一次的重印,使之成为永不褪色的青春记忆。

  《青春万岁》动笔于1953年,王蒙时年19岁,却已是北京东四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区委副书记。1948年,年仅14岁、刚刚进入高中不久的王蒙便加入了中国,成为一名“少年布尔什维克”。新中国成立前夕,从学校党团员中选拔后备干部时,王蒙又毅然选择了退学参加工作,被调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北京市委。1949年8月,王蒙参加中央团校第二期学习班,毕业后被分配到青年团北京第三区团工委,先后担任中学部和组织部负责人,后来第三区扩大为东四区,王蒙任区团委副书记。

  从来没有过创作经验的王蒙第一次提起笔来写长篇小说的时候,他的少年布尔什维克经历充盈脑海:“更要紧的是我有独一无二的少年的革命生活,我有对于少年/青年人的精神世界的少有的敏感与向往,我充满经验、记忆,尤其是爱与赞美的激情。在我这个年龄的人当中,没有人会像我看得这样高这样相对成熟。在站得高有经验相对成熟的人当中,没有我这样的年轻人、同龄人。”

  在以描写农民、战士、工人为主流的新中国初期文坛上,王蒙可以说从一开始便找准了自己的方向,写自己最熟悉的中学生题材:“我一定可以写一部独一无二的书,写从旧社会进入了新社会,从少年时代进入了青年时代,从以政治活动社会活动为主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写从黑暗到光明,从束缚到自由,从卑微到尊严,从童真到青春,写眼睛怎样睁开,写一个偌大的世界怎样打开了门户展现在中国青年的面前,写从欢呼到行动,歌唱新中国,歌唱金色的日子,歌唱永远的万岁青春。”

  初稿完成后,王蒙将其送给了父亲的同乡兼同学、时任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剧的潘之汀,潘之汀读后大为赞赏,介绍给中国青年出版社文艺室负责人吴小武(即作家萧也牧),而中青社则邀请了中国作家协会青年作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萧殷审稿。在经历了差不多一年漫长而焦灼的等待后,王蒙见到了吴小武与萧殷两位师长。萧殷肯定了小说的艺术感觉,但也指出小说的问题在于缺乏主线,希望王蒙能进行修改。

  1956年初,在萧殷的帮助下,中国作家协会出具公函为王蒙请了半年“创作假”,以便让他有时间集中精力修改书稿。1956年4月,王蒙开始动笔修改,9月定稿。在这次修改中,王蒙为小说加上了著名的序诗:“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诗人邵燕祥则为之补充上了“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一句。

  就在《青春万岁》定稿之际,《人民文学》上发表了《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原作为《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成为了改变王蒙命运的重大事件。小说发表后,王蒙一夜成名。作协领导、老作家刘白羽在《人民日报》上撰文,把王蒙的《青春万岁》与张晓的《工地上的星光》并列为文学新人的成绩作了预告,而正在筹备复刊的《文汇报》也急忙派人找到王蒙,约请选载《青春万岁》。1956年9月30日,《北京日报》以“金色的日子”为题,选登了小说最后一章;1957年1月11日到2月18日,《文汇报·笔会》副刊连载了小说近三分之一的内容。其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在紧接着的“反右”运动中,王蒙被划为,已经打印出清样的《青春万岁》也受到牵连,无法出版。

  1961年,政策上的松动使得《青春万岁》又有了出版的希望。这次中国青年出版社找到《文艺报》负责人、著名评论家冯牧担任评审人。冯牧认为小说没有问题,只是“苏联”出现的次数太多,于是王蒙将小说中的苏联书籍与歌曲统统改为了“本土特产”,如《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改为《把一切献给党》,苏联歌曲改为陕北民歌,准备再次出版。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在北戴河召开,会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政治风向再度收紧。由于被认为存在没有写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结合的“缺陷”,《青春万岁》的出版又陷入“难产”。1963年,王蒙选择远走新疆,《青春万岁》也就此冻结。在此期间,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文艺报》编辑部主任黄秋耘等都十分关心这部作品的出版,但都未能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

  直到“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人韦君宜的关照下,《青春万岁》的出版才重新提上日程。不过,在“抓纲治国”的氛围下,王蒙根据韦君宜的意见再次对《青春万岁》进行了修改:一是删减了小说中可能会被认为“感情不健康”的内容,比如杨蔷云的恋爱心理描写;二是弱化了结尾部分毛主席的出场。《光明日报》及时跟进小说的出版状况,发表了王蒙为小说出版补写的后记。终于,1979年5月,《青春万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首印17万册。

  1982年,在《语文报》组织的10万名中学生投票评选“我最爱读的十本书”活动中,《青春万岁》名列第二。喜欢《青春万岁》的不仅是中学生,也包括他们的父母——从上世纪50年代成长起来的中年人。一位中年读者在来信中写道:“《青春万岁》唤醒了我珍藏在心灵深处的记忆,回想使我的心情难以平静,使我留恋,也使我向往。人为了前进,总免不了要回忆过去。你的书在我心中引起的回忆,不是彷徨和悔恨,而是奋发和自豪。我相信,这只经过风雨的吹打而倍加鲜艳的花朵,会使我们这一代人壮志满怀、青春焕发;也会帮助我们的孩子们懂得怎样度过他们青春的年华。”

  就在《青春万岁》筹备出版的同时,将小说改编为电影的工作也紧锣密鼓地启动了。事实上,早在1956年《青春万岁》部分章节在《文汇报》上选载时,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刘果生便与王蒙联系了电影改编事宜,与此同时,作家张弦也读到小说而萌发了改编为电影剧本的念头,并与王蒙达成了改编约定。但由于小说出版的中辍,这些约定并未实现。“文革”刚结束,刘果生再次就改编事宜联系王蒙,而张弦的改编也随即启动。1981年,由《青春万岁》改编的电影剧本《初春》,发表在当年第5期的《电影新作》上。

  剧本发表后,《电影新作》杂志社收到了上百封来自全国各地的读者来信,大家几乎异口同声地表示羡慕20世纪50年代中学生的生活,并期待着电影的上映。在改编期间,杂志社还曾将剧本拿到上海两所中学听取意见,获得了师生们的热烈响应。从1978年到1982年,剧本五易其稿,终于获得了上影厂的通过,但在进入拍摄环节时却遭遇了阻力。有人质疑在新时期拍摄50年代的中学生生活缺乏现实意义,甚至批评其中存在“左”的倾向,加之剧本的故事性不强,也被认为存在较大的拍摄难度,这些因素都使得拍摄搁浅。

  就在剧本面临着被退稿的危险时,黄蜀芹的介入使事情出现了转机。1979年《青春万岁》刚出版时,黄蜀芹便在谢晋的推荐下读到了小说。成长于50年代的经历,使得黄蜀芹不仅对小说产生了强烈共鸣,还主动肩负起了拍摄责任:“对那健康的亲密的、洋溢着青春活力的女中校园生活做一个朴素的历史回顾就构成了我最初的拍摄动机。我们这个摄制组的主要创作人员——摄影、美术、录音、副导演都是同龄人,对那个时代怀着共同的感情。我们定下了一个拍摄原则,不要技巧,只呈现真挚的感情,并要朴实、真诚地去表现它。”

  既是对历史的回顾,又是对青春的赞美,使得电影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小说的底蕴。1983年,电影《青春万岁》上映,大获成功。有年轻的观众在看完电影后禁不住感慨道:“我是80年代的中学生,对于50年代缺乏了解。看了影片《青春万岁》以后,我感到非常振奋:那种大家庭般的集体温暖,同学间的亲密友谊和优美的学习环境,是多么令人向往!我羡慕当年那种火一样热烈的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并没有立刻迎来和平时代,紧接着的抗美援朝、镇反肃反、土改以及三反五反运动,使得战争与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构成新中国初期的主要任务。1953年下半年,随着抗美援朝进入谈判阶段,三反五反运动趋于平稳以及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制订,新中国的政治目标也从以战争与肃反为中心调整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即将开始。作为对这一政策变化的响应,团中央也开始号召学生回到课堂,把学好文化课作为学校教育的主要任务来抓。

  王蒙说:“眼看着我所熟悉的那批从地下时期就参加了人民革命运动的‘少年布尔什维克’也都转向了和平建设时期的文化科学与各门业务的攻关学习,我预感到了一个旧的历史时期的结束与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我怀恋革命运动中的慷慨激越、神圣庄严,我欢呼大规模、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绚丽多彩、蓬勃兴旺,我注视着历史的转变当中生活与人们的内心世界的微妙变化与大千信息,我为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旧社会的土崩瓦解、解放的欢欣,解放初期的民主改革与随后的经济建设的高潮的一代少年——青年人感到无比幸福与充实,我以为这一切是不会原封不动地重现的了,我想把这样的生活和人记录下来。”

  记录历史的自觉意识不仅使得《青春万岁》的写作具有高度的历史同步性,甚至还将社会现实直接写入了小说。《青春万岁》开篇便描绘了中学生在1953年的变化:“这一年五一节,北京的女学生第一次普遍穿上花衣服、花裙子,打扮得漂漂亮亮;还有呢,‘少年布尔什维克’们也开始对自己的学生时代做长远的打算了;他们在高唱‘兄弟们,向太阳,向自由!’的同时,也入迷地唱:‘生活是多么幸福,生活是多么美好……让蓝色的星儿照耀着我……’他们感觉到了:我们的生活不仅有严峻的战斗,而且也有了从来没有过的规模壮阔的社会主义建设。”

  世界上有许多写中学生的小说,大致归属于儿童文学,但王蒙此作的分量大不相同。小说评审人萧殷在书评中称赞道:“作者就是通过对生活真实的描写,通过个性化的人物的刻画,生动地反映了民主改革到和平建设这一阶段的社会特点;真实地表现了中学生在这一时期中曲折迂回的成长过程;也细致地解释了各个阶层出身的中学生这时期中各种不同的精神面貌。而所有这些,都写得那么真实和那么动人,因而作品所显示的思想力量,——即那种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所鼓舞起来的、英勇前进的热情和豪迈的精神,——是有力的,能激动人心的。”

  《青春万岁》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似无法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相提并论。后者成为文学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改变了王蒙的人生轨迹,连累了《青春万岁》的出版;甚至那些试图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辩护的声音,也不可避免地受到《青春万岁》的影响。例如萧殷曾试图对两部小说加以区分:“在写作《青春万岁》时,作者无疑是站在全局的高度去观察生活和理解生活;是有鲜明的‘为保卫什么而去反对什么’的观点作为出发点去说明生活和判断生活的;可惜作者没有明确地接受这条重要的经验,因而当他写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个短篇给予读者的,却不像《青春万岁》那样充满着饱满的革命精神,这是很可惋惜的。”

  但事实上,《青春万岁》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诞生于共同的思想土壤。1956年4月,正是在利用“创作假”修改《青春万岁》期间,王蒙抽空写出了《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在最最享受的状态中,我有余力再写点别的。我一直是这样,同时做两件事情,互相调剂互相补充互相变化,避免单打一,避免重复与疲劳,互相促进又互为修整。于是我在一九五六年四月,在我二十一岁半的时候,写下了改变了我一生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事实上,二者的紧密关系不仅体现在写作时间的一致性上,更在于二者都诞生于同样的以青春为底蕴的写作思路。在谈到《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时,王蒙强调称:“它也是青春小说,与《青春万岁》一脉相承。”

  可以说,青春是王蒙这两部小说的共同血脉。《青春万岁》诞生于王蒙对青春的赞美与留恋:“我还要写年轻人辨不清写不出,年纪大的人已经过景的少年意气,少年多感,少年幻梦,少年豪情,少年的追求与发见,人生的第一次政治抉择,第一次艺术感受,第一次爱情觉醒,第一次义愤填膺,第一次忧愁与烦恼,第一次精神的风暴……”而《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则立足于以青春来对抗老化僵化的思路。小说中的林震与刘世吾,一个青春稚嫩、充满朝气,一个老成圆滑、热情衰退,它延续的是对青春的礼赞。在彼时的王蒙眼中,“小说”与“青春”甚至成为了同义词:“什么都克服不了的小说却在‘克服’着衰颓,克服着无动于衷与得过且过,克服着遗忘与淡漠,克服着乏味与创造力的缺失,一句话,小说想留住青春。”

  青春是超越时代的,每一代人都无限缅怀自己的青春,这使得小说可以打动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但“青春万岁”的意义远不止于此。1983年9月,王蒙在观看了电影《青春万岁》后回顾道:“摧枯拉朽的人民革命运动,初升的太阳一样的思想体系,怎样地改变着我们这个古老的中国,改变着旧社会的腐朽的社会制度,治愈着旧社会的那些诸如‘一盘散沙’‘东亚病夫’‘因循守旧’的不治之症,焕发出我们的民族,我们的人民的无限青春!在这个意义上,‘青春万岁’,不仅指一代人的青年时期,而且指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的凯歌行进的革命事业,我们的干部和人民将永葆的精神的青春!”这里,回顾青春也意味着重温新中国创立的伟大时刻,继而通过这种重温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继续前进。

  感谢时代赐给我的幸运,11岁,初中一年级,结识了本校垒球明星、地下党员何平,他的家就是我的培训图书馆,后来14岁差5天我被破例吸收加入中国。1949年3月,在解放了的北京,我成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即后来的共青团干部。破落、空虚、肮脏、摇摇欲坠的北平变成了健康、自信、勤奋、日新月异的候任首都。旧中国,北平整个都是恶臭扑鼻的垃圾堆,解放军一来,几天就清理得干干净净。三天两头停电的北平,供电一下子全然康复。虽然有敌特放火焚烧公交电车,全市公共交通仍然是前所未有地顺畅了。新街口、交道口修电影院,什刹海建设体育馆与游泳场,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变了样,都在跳舞,都在唱歌,都在招展,都在发光。是共和国最初的日子,是高屋建瓴也是脚踏实地的日子。是心愿纷纷、成绩桩桩的日子,是几千年中华历史上没有见过,没有说过,甚至没有想到过的日行千里的日子。是转眼过去了的,也是充满遐想的日子,是历史的豪迈,青春的热烈,是眼泪、欢笑、深思,都前所未有的日子。

  世上有几个十几岁的少年有这样的福气,有这样百世不遇的机缘,能在这个多感多梦的年华看到这样的天翻地覆,凯歌行进,山呼海啸,日月重光!能在这样的年纪整天组织青年人演讲、读书、合唱、联欢,宣扬革命理论,抒发奋斗胸怀!我们唱的是“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年青人,火热的心”;我们听的是周恩来、彭真、艾思奇、胡绳、田家英、丁玲还有苏联专家的报告;我们跳的是秧歌舞与腰鼓舞;我们读的是《把一切献给党》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们看的影剧是《白毛女》与《刘胡兰》。我们高举的是红旗与彩旗,我们白天劳动,下班后是团的组织生活——“团日”,团日后是为在朝鲜的志愿军战士炒面,抽出时间还给苏联青年写信。

  同时,我们勇敢淋漓地荡涤着旧中国的污泥浊水,枪毙天桥恶霸,解救火坑中的妓女,取缔害人的“一贯道”,关闭吸食鸦片的“土膏店”,干脆利索地解决了由一个日本人与一个意大利人策划的炮打城楼的大案。再没有颓废麻醉,再没有龌龊下流,再没有寄生剥削,再没有蹂躏掠夺……也再听不见《夫妻相骂》与《我的心里两大块》的哼哼唧唧的鬼哭狼嚎。

  作为青年团区委中学工作部的负责人,我在参加几个中学的联合团日活动的时候,喊出了“生活万岁,青春万岁”。作为文学创作,我写出了“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的诗句。日子燃烧着我与我的同代人的青春,日子的光明与火热,催促着我把这样的日子写在纸上,我知道它们的珍贵,也知道它们需要的是时时重温,铭记不忘。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初心、初情、试笔。是革命的激情,也是建设的期待;是青春的觉醒,也是奋斗的决心;是对梦魇似的旧中国的告别,也是对共和国愿景的畅想;是从来没有写过小说的孩子气的冲锋,也是一个已经入党五年的少年布尔什维克的壮志雄心。1953年刚刚过完19岁生日,我购买了几个16开的大笔记本,开始写下了一页页的潦草的小说草稿。为此,我重新一遍又一遍地读起鲁迅与丁玲,巴金与茅盾,《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与《青年近卫军》,也包括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与契诃夫。尤其是一次又一次地听交响乐,听陕北的“信天游”,听苏联歌曲。我要写日子,我要写革命,我要写青春,我要献身文学,我要镌刻我们的时代,我要温习与演奏历史上从未出现的共和国序曲。越写就越知道共和国的伟大、艰难、崭新、开天辟地。

  写作一部长篇小说谈何容易?要安排人物,要结构他们的各种关系,要设计他们的生活场景,要出现不但让作者自己如醉如痴而且要让读者也能被吸引住的起伏与动静。要有男女老少,要有阴晴寒暑,要有激情澎湃,要有低吟宛转,千头万绪,像星月一样满天,像江海一样汹涌,像日子一样亲和,像历史一样郑重,这样的写作足以要19岁王蒙的命!但是再困难,再吃力,我必须写出来!我当时就很明确,我是青年更是少年,我是作者更是历史证人,你不会再找到这样的小老革命,这样的新旧中国的全见证全实感,连日本军队占领下的生活我都了如指掌,你不会再找到将自身的青少年内心与革命的胜利、与共和国的百废俱兴结合为一的文学心境!使命在我,岂可大意!

  于是,1954年开始得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审读,1955年得到中国作协青年委员会萧殷恩师的鼓励与指点,1956年得到创作假并完成了修改。1956年年底,刘白羽在《人民日报》上预告了此书。1957年《文汇报》连载了小说的相当一部分章节。1979年《光明日报》发表了我为此书终将出版而写的“后记”。然后是小说出版。从小说开始写作至今已经66年,从小说正式出版至今已经40年整,一版又一版的新书一直不间断地出现在新华书店的书架上,捧在购书朋友的手中,摆放在青年的书桌上或书包里。它获得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与《语文报》的奖项,被评为全国中学生最喜爱的书籍之一,翻译成了阿拉伯文在埃及出版,译成了朝鲜文和蒙古文在边疆地区出版。尤其是序诗,不知道有多少青年、演员、主持人,多少次在大学、在舞台、在集会、在广播电视上朗诵。至今,它还是那么朝气扑面,意气涌动!青春与共和国永远同在!“我想念你们,招呼你们,并且怀着骄傲,注视你们!”感谢时代赐我幸运,我萌生了,写作了,记住了,所有的日子,共和国的日子!

  《青春万岁》197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后被译成阿拉伯文、朝鲜文和蒙古文等多种文字。新世纪以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又由中国出版集团、作家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等出版,此外还收入《王蒙选集》《王蒙文存》《王蒙文集》。自出版以来,各版本的《青春万岁》发行量总计达百万册。2013年10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青春万岁》60周年纪念版。

  代表作3《新中国文学记忆·平凡的世界》,《光明日报》2019年10月11日14—15版

  1989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了作家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第三部,跨越3个年头,这部凝结着路遥6年辛劳汗水的一百余万字的长篇小说终于全部出齐,从此,它深深地镌入中国当代文学史和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平凡的世界》以孙少安和孙少平两兄弟为中心,刻画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众多普通人的形象,深刻地展示了普通人在大时代历史进程中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路遥在创作这部作品时不为当时的文学潮流所动,尽管作品遭受了发表和出版的冷遇与曲折,但是30年来读者阅读热情丝毫不减的事实,证明了现实主义文学经典的隽永魅力。2019年9月,路遥因颂扬“拼搏奋进、敢为人先的时代精神”而被授予“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他和他的《平凡的世界》激励了一代又一代青年人向上向善、自强不息,积极投身改革开放的时代洪流之中,在献身集体事业的同时也充分实现个人价值。

  1982年5月,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刊发于《收获》第3期。这部小说从萌生写作欲念到最终完成历时近三年,深入描绘社会转型期青年人的命运选择。《人生》甫一刊出,即引发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一场围绕“人应该如何生活”的旷日持久的讨论就此展开。这一讨论差不多可以视为发端于1980年且搅动一代人精神的“潘晓讨论”的延续。“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理想与现实竟有着这样惊人的距离,人生的旅程竟是这样的艰辛”等话题被频繁提及,激发年轻人在“祖国命运和人类前途”的意义上思考人生选择。两年后,由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人生》上映,使得作品的影响持续发酵,也深刻地改变了作家路遥的命运:

  小说《人生》发表之后,我的生活完全乱了套。无数的信件从全国四面八方蜂拥而来,来信的内容五花八门。除过谈论阅读小说后的感想和种种生活问题文学问题,许多人还把我当成了掌握人生奥妙的“导师”,纷纷向我求教:“人应该怎样生活?”叫我哭笑不得……许多剧团电视台电影制片厂要改编作品,电报电话接连不断,常常半夜三更把我从被窝里惊醒。一年后,电影上映,全国舆论愈加沸腾,我感到自己完全被淹没了。另外,我已成了“名人”,亲戚朋友们纷纷上门,不是要钱,就是让我说情安排他们子女的工作,似乎我不仅腰缠万贯,而且有权有势,无所不能……

  路遥并不拒绝“鲜花”和“红地毯”,他也因自己长期牛马般的劳动换来了“某种回报而感到人生的温馨”。但对具有极强的自我反思能力且有更大抱负的路遥而言,绝不可能长久沉溺于这种“广场式”的生活,重新投入沉重的劳动,或许更能让他感到生活的充实。更何况,这个时候,已经有人认为《人生》是路遥写作“无法逾越的高度”。路遥显然不认可这一论断,而回应这种论断的最好的方式,便是创作出真正具有个人写作突破性的重要作品。

  为这部想象中的作品,路遥开始了艰苦且漫长的写作准备。这种准备包括“艺术”和“生活”两个方面。就前者而言,路遥集中阅读了近百部国内外的重要长篇小说。国内以《红楼梦》和《创业史》为重点。这也是路遥第3次阅读《红楼梦》,第7次阅读《创业史》。此外,他还广泛涉猎了各类“杂书”,包括政治、哲学、经济、历史、宗教,以及农业、商业、工业、科技等专门著作。而为了解作品所涉的1975至1985年这十年间的各类重要事件,他集中阅读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陕西日报》《参考消息》等报刊的全部合订本。这个工作完成之后,路遥再度“深入生活”——已然熟悉的生活“重新到位”,不熟悉的尽快熟悉。路遥提着装满书籍资料的大箱子奔波在乡村城镇、工矿企业、学校机关、集贸市场,了解上至省委书记、下至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情况,熟悉作品所涉及的地域内一年四季的作物等巨细靡遗的生活细部,在这个过程中,作品中某些人物的轮廓逐渐清晰。

  此后,路遥开始了长达3年辗转于铜川陈家山煤矿、从陕西作协临时借来的小房间、新落成的榆林宾馆、甘泉县招待所等地的艰苦而漫长的写作。对于视创作为一种劳动,坚信唯有持续不断的劳动才能为人类创造出新的精神成果的路遥而言,永远不丧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乃是义无反顾的选择。正是在充实的劳动中,个人的生命得以圆满。一切如歌德所言,对于一个从不断的追求中体验到欢乐的人,创造本身就是一种幸福。这是有追求的作家的责任、使命和价值所在。

  在准备和正式写作《平凡的世界》的6年间,路遥几乎牺牲了全部的个人生活,他与整个文坛彻底隔绝,无法与父母妻女共享天伦之乐,甚至不能在养父病危和离世之时略尽孝道……长时间的离群索居心系一处,就是为了倾生命之全力完成《平凡的世界》。生活的极度艰苦、生命的过度损耗,甚至是死亡的威胁也不能阻挡他奋进的步伐。在内心极度孤独分外渴望家人和朋友的温暖时,等待和陪伴他的,只有一只老鼠。

  多卷本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无疑是路遥此前生命经验和艺术经验的融通和汇聚,包含着他越过“新时期”的潮流化观念,从延安文艺的基本传统来理解20世纪80年代时代和生活的“深沉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表现为对延安文艺至20世纪80年代文学潮流的内在连续性的贯通理解。路遥的文学观和世界观,扎根于个人的生活和生命经验,早在20世纪70年代文学观初步形成时期,即与“人民文艺”及其根本的价值关切密不可分。此后虽有不同程度的调整,但在总体性意义上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以人民伦理为基础塑造时代新人,坚守现实主义传统这一核心却一以贯之。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求“新”与“变”成为文学观念的潮流。“现实主义过时论”一度甚嚣尘上。因此,自《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写作完成至路遥逝世后多年,路遥和他的《平凡的世界》始终面临着更大的困境。这便是关于《平凡的世界》的评价问题。

  那是1986年春天,伤痕文学过去了,正流行反思文学、寻根文学,正流行现代主义。这么说吧,当时的中国人,饥饿了多少年,眼睛都是绿的。读小说,都是如饥似渴,不仅要读情感,还要读新思想、新观念、新形式、新手法。那些所谓的意识流的中篇,连标点符号都懒得打,存心不给人喘气的时间。可我们那时候读着就很来劲……

  在20世纪80年代初写作的转型阶段,《当代》曾给路遥极大的支持和鼓励。若无时任《当代》主编的秦兆阳对其首部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的欣赏,并在此后的文章中高度肯定其文学观念和写作手法,其时尚处于写作观念转型期的路遥或许不能坚定走现实主义道路的决心。而此番以现实主义文学重镇著称的《当代》的退稿,无疑对路遥打击甚大。令路遥始料不及的是,第一部在《花城》发表之后,是年冬在由《花城》和《小说评论》共同主办的《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北京研讨会上,路遥及该作遭遇了更为猛烈的“批评”。

  北京研讨会后不久,《小说评论》《花城》等杂志相继刊发曾镇南的《现实主义的新创获——论〈平凡的世界〉(第一部)》、丹晨的《孙少平和孙少安》、李健民的《从现实和历史的交融中展现人物的心态和命运》、李星的《无法回避的选择——从〈人生〉到〈平凡的世界〉》等多篇评论文章,从不同角度肯定该作的思想价值和艺术成就。尤其是曾镇南一反其时唯“新”是举的批评潮流,高度肯定《平凡的世界》“守‘旧’持‘常’”甚至“‘土’得掉渣”的特征,认为该作已经显露出作者“概括广阔而复杂的时代现象的不平凡的艺术魅力”,“不仅是一轴气势磅礴、意境深远的社会历史画卷”,还是“一部荡气回肠、内涵丰富的人生命运交响乐”。他还充分肯定了该作所采用的“严谨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曾镇南的评论,已经涉及《平凡的世界》的思想价值和艺术成就等多个方面。此后评论界对该作的分析,路径和侧重虽有不同,但核心不出曾镇南文章所论的基本范围。无奈这些声音一时间并不能转变文学潮流巨大的裹挟力量。《花城》在刊发该作第一部后再无后续,第二部并未在文学期刊发表,第三部则在较之《花城》更为“偏远”的《黄河》刊出。如上种种,均说明路遥和《平凡的世界》,面临着巨大的评价危机。

  对如上问题产生的原因,数年后路遥有这样的解释:除文学形势的转变以外,第一部故事尚未有充分的展开,遑论巨大高潮的出现。评论界的保留意见,在预料之中。近两年之后,三部全部出齐,又过了四年,路遥逝世。在此期间,《光明日报》刊发蔡葵的《〈平凡的世界〉的造型艺术》,《文学评论》刊发李星的《在现实主义的道路上——路遥论》,《文艺争鸣》刊发白烨的《力度与深度——评路遥〈平凡的世界〉》。李继凯撰写的四万余字总论路遥创作的长文《沉入“平凡的世界”——路遥创作心理探析》也在路遥逝世前完成。另有多篇关于当代文学的现实主义写作的重要文章肯定路遥和《平凡的世界》。尽管如此,《平凡的世界》仍然未能改变其被文学史“遮蔽”的命运。在多部重要的当代文学史著述中,《平凡的世界》始终是“在”又“不在”的——屡被提及,然而其作为20世纪80年代现实主义经典的地位至今未能得到恰如其分的阐释。虽未亲见《平凡的世界》所遭受的文学史“冷遇”,路遥其时仍然意识到问题的症结在于如何认识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在致蔡葵的信中,他明确表示:其时批评界对现实主义作品的冷漠态度并不正常,因为“我们和缺乏现代主义一样缺乏(真正的)现实主义”,而“鉴于我国文学界的状况,你只能用作品来‘反潮流’”。数年后,路遥再度申明其坚守现实主义传统的根本原因:“在现有的历史范畴和以后相当长的时代里,现实主义仍然会有蓬勃的生命力”,因为“现实主义在文学中的表现,绝不仅仅是一个创作方法问题,而主要应该是一种精神”,更何况,“考察一种文学现象是否‘过时’,目光应该投向读者大众。一般情况下,读者仍然接受和欢迎的东西,就说明它有理由继续存在。”此前一年,《平凡的世界》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并位居榜首。此后近30年间,该作被誉为“茅盾文学奖皇冠上的明珠”,一直位居各大阅读调查榜前列。如上种种,充分证明了路遥的远见,“现实主义照样有广阔的革新前景”,也再度表明基于人民伦理的具有现实关切的作品有着持久的生命力和价值。

  真正改变《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发表之后冷遇的,是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制作的同名广播剧。说来竟是偶然,1987年春,路遥前往北京办理出国访问相关事宜,为方便与当时正在鲁迅文学院学习的同乡好友海波见面,路遥住在鲁迅文学院招待所。某一日外出办事返回招待所时,在无轨电车上偶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长篇连续广播”节目编辑叶咏梅。叶咏梅曾在陕北插队,还曾在《陕西文艺》实习,早年即与路遥交往甚密。在拥挤的车厢里,叶咏梅一眼就认出了路遥。她问他为何近年杳无音信,近期在写什么作品?路遥憨笑着回答她,写一部《平凡的世界》。叶咏梅再问,你以为写得怎样?或许因北京研讨会所致的心理阴影并未散去,路遥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书已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并送一本请叶咏梅自己判断。曾将《人生》改编为广播剧的叶咏梅从《平凡的世界》中,体会到路遥对普通劳动者的礼赞,并唤起了在陕北插队的回忆。她决心将该作录制成广播节目,让这些普通人的生活故事,再度回到普通劳动者中间。叶咏梅还专程前往陕西采访路遥,深入了解《平凡的世界》创作过程中的种种情况。该剧由对广播有个人独到理解的青年演播者李野墨演播。李野墨大胆采用了一些极富创意的表现方式,为该剧增色不少。

  1988年3月27日,广播剧《平凡的世界》开始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直至8月2日播送完毕,历时4个月有余。可以说,它改变了《平凡的世界》的命运。该剧播出之后所引发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几近数年前电影《人生》放映之后的轰动效应。数以千计的听众来信,动情地谈论他们的感受。有人认为《平凡的世界》是一部非凡的著作,作者饱含着对祖国、对人民的爱,表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流思想。听众们敬佩路遥“敏锐的观察力”以及“对人类之爱的强烈追求”。

  广播剧的热播带动了小说的销量,先前第一部印数仅三千册,且几乎无人问津,以致责任编辑压力甚大,不承想广播剧播出之后,该书数次加印仍供不应求。一年后,由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拍摄的14集同名电视剧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使得该书的影响力持续扩大。《平凡的世界》电视剧播出时,作家王安忆正拿着路遥给的一摞“路条”行走在陕北,几乎每到一处,都能听到人们在谈论《平凡的世界》。“每天吃完晚饭,播完新闻,毛阿敏演唱的主题歌响起时”,“无论是县委书记、大学教师,还是工人、农民,全都放下手里的事情,坐在电视机前。假如其时我们正在与某人说话,这人便会说:等一等,我要去看《平凡的世界》。”虽因种种原因,该剧未能展现小说的全貌,但仍然不失为一部有艺术品格的作品。它的重要价值还在于,推动和扩大了小说的社会影响力。

  1992年11月17日,路遥永远离开了这个他活过爱过也写过的平凡的世界,结束了他短暂而辉煌的人生,但他不息的奋进精神和以生命为代价创造的劳动成果,仍然活在普通劳动者中间。他以巨大的热情关切普通人的生活和命运,以友爱和同情温暖那些尚处于奋斗中的孤独的个人。他使他们即便身处现实的冰冷之中,也能够体会到人与人之间的温暖和爱。他勉励他们:“只有拼命工作,只有永不休止地奋斗,只有创造新的成果,才能补偿人生的无数缺憾,才能使青春之花即便凋谢也是壮丽的凋谢。”他告诉他们劳动和奋斗着的生命是幸福的。他还以道德和生命的理想之光照彻生活暂时的暗夜。他爱他笔下的平凡的劳动者。这种爱也得到了普通劳动者积极而持久的回应。这些普通劳动者年龄各异、职业不同,他们或身处学校、工厂、临时搭建的工棚内,或在任何一个城乡交叉地带,虽身处逆境却为理想默默耕耘努力奋斗。支撑他们的,始终是以艰苦奋斗开启美好人生的素朴的理想——这理想也与民族精神生生不息的精进力量内里相通。

  2019年9月,路遥因颂扬“拼搏奋进、敢为人先的时代精神”而被授予“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他的《平凡的世界》“激励了一代又一代青年人向上向善、自强不息,积极投身改革开放的时代洪流”之中,在献身集体事业的同时充分实现个人价值。这也是路遥文学观念的要点所在:只有把自己的劳动和全体劳动人民的事业联系在一起,个人的劳动才能变得有价值。为此,作家应该永远站在最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上,了解他们,理解他们,学习他们,反映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的意志,同时也用自己的笔丰富和提升他们的精神世界。

  由此,他和那些仅仅关注个人的情感体验,拘泥于一己之悲欢的写作拉开了距离;和疏离于正在行进中的日新月异的现实生活,一味凌空蹈虚不着边际的写作有了区分;他还和那些极力铺陈世界的黑暗面的另一种概念化写作大相径庭……因为,对于一个严肃地从事艺术劳动的人来说,创作自由和社会责任感都是重要的;还因为,我们劳动的全部目的,就是为了使人类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平凡的世界》内蕴着“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它让那些普通劳动者相信,平凡的人生深具意义,自有其不可忽视的内在的价值和尊严。无私奉献努力奋斗的普通生命也有不可思议的伟大。只要世界奋进的力量不息,那些如孙少平一样的普通劳动者就仍需要《平凡的世界》,需要被不息奋进的力量唤起,去追求美好人生价值的实现。

  今年的国庆节是新中国70周年华诞庆典日,全国人民都沉浸在喜悦之中。我脑际突然闪现出这样一个念头:假如路遥还健在,他也该是70岁了。面对祖国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会有怎样的感想呢?在国庆的游行队伍中,我仿佛看到了孙少平、孙少安、田润叶、孙兰香、金秀、金波那些在《平凡的世界》中成长起来的鲜活人物。

  2017年11月17日,路遥逝世25周年纪念日。1989年版电视连续剧《平凡的世界》导演潘欣欣在延安举行的“全国路遥学术研讨会”上,讲述了一个令人心酸的故事。在拍摄电视剧期间,路遥讲自己在延川城关小学上学时特别喜欢看电影。当时县城的电影院是露天电影院,他就和小伙伴们钻下水道。有一次,电影院放映一部精彩的故事片,他却无法通过下水道进场,因为他的头被放映员死死地按到墙外。那一晚,他含着眼泪蹲在墙角听电影。也就在那天晚上,他发誓要在此生写一部电影……潘欣欣说,路遥讲着讲着声音都哽咽了。这件事让路遥播下了立志于文学创作的那粒种子。

  这部小说最早叫《走向大世界》,一度改为《普通人的道路》,最后定稿为《平凡的世界》。路遥设定这部小说的基本框架是“三部、六卷、一百万字”,决心把这一礼物献给“生活过的土地和岁月”。路遥是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以孙少安、孙少平兄弟等人的奋斗串联起我国1975年到1985年十年间城乡社会的巨大历史变迁,书写普通劳动者的生存、奋斗、情感与梦想,讲述普通人的奋斗故事。

  《平凡的世界》是路遥在现实主义风格下的理想主义表达,作品除了呈现出现实主义作品的各种特征外,更提供了使人向上向善的精神价值,而这种价值内核又与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价值高度契合。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路遥作品能够赢得亿万读者的根本原因。好作家靠好作品来影响读者——读者通过对作品的阅读,找到自己人生的影子,获得神奇的心灵暗示,产生强烈的情感与思想共鸣,这样作品就自然影响到读者了。从阅读统计学的角度,这样的观点也可以得到支持。《平凡的世界》先后三次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直接听众就达3亿之众;《平凡的世界》自首发以来,累计发行达1700万套;那些铺天盖地的盗版书,更是无法计数。正如北宋时代“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一样,《平凡的世界》的影响力实在是太大太大了。

  2017年2月13日晚,我在路遥文学馆接待了中国南方几所大学16位本科生组成的“高地游学”访问团。他们都是在网上相约的,因为喜欢路遥,便在大正月天来到陕北游学。他们从电视连续剧《平凡的世界》中的“双水村”的拍摄地出发,每天步行20公里,晚上找地方借宿,再花一个小时讨论《平凡的世界》。十多天后,他们赶到延安拜谒路遥墓,参观路遥文学馆。对此,我非常感动。因为这些“90后”甚至是“00后”的大学生们,已经在路遥的作品中找到了他们所需要的精神资源。

  回想与路遥交往的点点滴滴,我总有无限感慨。我“认识”路遥是很早以前的事情了,但是面对面的交往却是他完成《平凡的世界》之后的1989年。我追随路遥、为他立传,其实可以找到无数条理由:我们是延川县“一道川”的老乡,我们是延川中学的校友,我青少年时代是位狂热的文学青年,我的外祖父与路遥是“忘年交”,我又在路遥的大学母校延大文学院任教……然而,最大的动力来自我内心的精神需求。

  当年整理路遥书信时,我发现他在1988年12月31日给《文学评论》杂志常务副主编蔡葵的信中这样写道:“六年来,我只和这部作品对话,我哭,我笑,旁若无人。当别人用西式餐具吃中国这盘菜的时候,我并不为自己仍然拿筷子吃饭而害臊……”我顿时潸然泪下,无法自已!而今,人们可以说出“中国故事”“中国精神”“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力量”等一连串的语词来,可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文化语境中,路遥就能这样坚定地表达自己的艺术主张,这需要何等的智慧与勇气!

  1986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了《平凡的世界》第一部,1988年和1989年又相继出版了第二部和第三部。30年来,各种版本的《平凡的世界》发行量达1700万套。

  1991年,《平凡的世界》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2000年7月,被评为“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1900—1999)”之一。2002—2003年,在国内七所高校“大状况”问卷调查中,《平凡的世界》在“对你影响最大的书”一栏名列榜首。2008年10月,在新浪网“读者最喜爱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调查中,《平凡的世界》以71.46%的支持高居榜首。2019年,《平凡的世界》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郑重声明:本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转载文章仅为传播更多信息之目的,如作者信息标记有误,请第一时间联系我们修改或删除,多谢。